波德莱尔诗8首

20世纪的情况是：美国文学已经崛起，在二战以后，影响更广及全球；加、澳、新文学也佳作迭出，向世界显现了各自的特色。南非也出现了成就卓著的白人作家如内丁·戈迪默等。因此到了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英语文学已有几个中心，英国文学只是其中之一。

虽然如此，英国文学却还远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地区文学，而仍然保持着世界性影响。这是因为：

一、它的强大而深远的历史性影响还继续存在。莎士比亚、英文《圣经》、弥尔顿、浪漫派诗歌、18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小说等等的精灵还深藏在现代英语的肌理之中，特别是在书面体英语之中。不论使用者是在伦敦、纽约、多伦多、惠灵顿或“英语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也不论使用者本人自觉或不自觉，他们所写的英文总逃不掉这些过去精灵的或多或少的影响。

二、英国文学还在发展，还富有创造力，表现于戏剧的持续活跃，小说的名作迭出，诗歌的代有大家，文学理论的开创精神和对文化全局的关注，表现于这个文学对人类命运和世界前途的继续关怀和对艺术问题的不断探索。

三、英国在传播事业方面占有质的优势，特别在文学性节目方面——众多优秀作家参加广播剧的写作（如路易斯·麦克尼斯、迪伦·托马斯、塞缪尔·贝克特），电视剧里的莎士比亚、狄更斯、奥斯丁、哈代等人的作品改编，文化、艺术、科学史、经济史的系统讲座（事后又将讲稿出版，如克拉克的《文化》、布罗诺斯基的《人类的攀登》、加尔布雷思的《不稳定的时代》，都是图文并茂的高级普及读物），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中对于书评、影评、艺展评、音乐会评、作家艺术家访问记、座谈会、讨论会等等的注意，使得英国人的口才和辩论艺术更得到发挥，也更加受到世界上各地听众和读者的注意和欣赏。

四、一个连带的现象：在遍布全球的前英帝国殖民地里出现了一批当地人作家用英文写出了重要作品，有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本地区。这些作家主要受英国文学的熏陶，而他们所作也在一定程度内影响了英国文学。

这最后一点值得多说几句。一种侵略者的语言之所以能够推行于沦为殖民地的国家或地区，无不是靠着军队、官吏、商人、传教士为先导的，也就是必然要引起当地人的抵抗与敌视的，用它来作为表达最隐秘的思想感情的文学语言更是无法接受的。然而由于这些地区原来语言众多而无一具有成为全区标准语的条件，而英语在这些地区又占有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生活种种方面的优势等原因，在亚、非、西印度群岛等处，从19世纪中叶以后，陆续出现了一些用英文写作的当地作家。到了20世纪中叶，至少在下列3个地区，英文创作不仅繁荣，而且成就卓著，为全世界瞩目：

1．印度：远的不说，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有几代重要英文作家出现。首先是马尔克·拉其·安纳德、R. K. 纳拉扬和拉茄·劳。这3人是印度英文小说最初的“三巨头”，各有特色：安纳德在《贱民》（1935）、《苦力》（1936）等作品里写殖民地贫民生活，以浓重有力的现实笔法著称；纳拉扬的名作是《英语教师》（1945）、《向导》（1958）等，善用嘲讽，有契诃夫之风；劳所作如《堪萨普拉》（1938）、《蛇与绳》（1960）更有思辨色彩，更有诗意，笔下出现的人物也有更丰富的内心生活。三人运用英文也各有其妙：安纳德流畅，纳拉扬细致，劳则力图通过英语创造一种新的印度语汇和风格。

三巨头还在写作，继起者已大量登场。这当中，巴班尼·巴搭恰里亚作有《多次饥饿》（1947）、《骑虎者》（1954），在继续着安纳德的传统；库希旺特·辛格写出了以种族冲突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驶往巴基斯坦的火车》（1956）；还有一群女作家，其中突出的如卡玛拉·马肯达亚，写了《内心的愤怒》（1956）、《欲望的沉寂》（1960）、《一把米》（1966）等优秀小说。这些作家运用英文更加熟练，从中还出现了恣意挥洒的所谓“全盘语言”  风格家，较早有G. V. 德散尼，较近有萨曼·拉什迪，后者即是《子夜出生的孩子》（1981）的作者，不久以前又以《撒旦诗篇》（1988）一书激起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愤怒谴责。拉什迪多年在英国上学、居住，成了英国公民，然而他的根子在南亚次大陆，在英文的写法上也体现了一派印度作家的特点。

以上所述都是小说家。这个图景并不完全，因为除了小说家之外，还有大量的印度知识分子用英文写哲学、历史、政论、传记、自传等类著作，例如哲学家拉达克里希南、政治家尼赫鲁、学者耐拉德·却杜里。最后一位的《一个不为人知的印度人的自传》（1951）写出了一个印度知识分子怎样体验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在他身上冲突而又融合，最后在英语和英语文学里寻到了归宿。

2．西印度群岛：主要英文作家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V. S. 奈保尔（V. S. Naipaul，1932—　）。他是印度移民的后裔，然而在国际文坛上的声名似乎超过多数印度本土作家。他的成名作是《神秘的按摩师》（1957），以后又陆续写了《比斯瓦斯先生寻屋记》（1961）、《模仿者》（1967）、《游击队》（1975）、《河湾》（1979）、《寻找中心》（1984）等小说，通过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社会，勾画出了殖民主义崩溃后第三世界共同面临的某些政治、社会、文化的困境，而其写法虽纯是现实笔触，却颇具艺术匠心，如用写书的艰辛来象征独立后政治的困境，不同文化和生活样式之间的矛盾和混合则始终是他关心的主题。

3．非洲：当地作家中用英文写作的不少，如南非的彼得·亚伯拉罕斯、姆法利利、恩科西、富加德，肯尼亚的恩古吉，加纳的阿翁纳尔，乌干达的普比泰克等，在国际上最有名的是尼日利亚的阿契贝和索因卡。钦纽亚·阿契贝（Chinua Achebe，1930—2013）是小说家，所作《瓦解》（1958）、《动荡》（1960）、《神箭》（1964）、《人民公仆》（1966），着力写当地部族文化的崩溃，然而用意和写法却迥然不同于选用同样题材的白人作家，即不仅写出部族文化落后、野蛮的表面，还写出它的精神内涵是平衡、合理、追求全部族的幸福的，也就是不野蛮的。阿契贝自己说过：

我将十分满足了，只要我的小说（特别是那些以过去为背景的）能教育我的读者们，使他们知道：他们的过去尽管有种种缺点，却不是一个野蛮的漫漫长夜，也不是最初来到非洲的欧洲人奉上帝之命把他们从中拯救出来的。 

换言之，他写的不是肤浅的历史，而是深刻的悲剧，其中的人物也不是粗野的头人，而是充满情感与智慧、庄严而又有致命缺点的英雄。

沃·索因卡（Wole Soyinka，1934—　），是另一个尼日利亚重要英文作家，198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所作以剧本为多，如《沼泽地居民》（1962）、《雄狮和宝石》（1962）、《森林舞蹈》（1963）、《疯子和专家》（1970）、《死亡和国王的骑兵》（1975）、《翁岳西歌剧》（1979）等，还写过两部长篇小说、自传、文论和一些诗。事实上，他主要是诗人，剧本中也有大量韵文，然而这些诗剧虽然包含许多大胆的艺术创新，但又是充分利用舞台的特点的，因此戏剧性也很强。他尽力运用非洲神话，特别是约鲁巴部族的宗教神话，其中的英雄既是创造者，又是毁灭者，人的历史只是创造与毁灭的不停息的轮回，而最后一切都归于失败。索因卡认为这是远比西方物质主义的哲学更接近真实的宇宙观。尼日利亚人过去就互相残杀，未出世的子孙们也难免如此。正如《森林舞蹈》一剧里一位武士对一个医生说的：

未出世的子孙后代们将会是一些吃同类的人。他们也会像我们这样互相残杀，互相吞并。

这个剧是为庆祝1960年尼日利亚独立而作，索因卡已对新国家的前途有不祥的预感。两年之后，他又对一位访问者说：

我个人确信或观察到的主要一点是：世上的人只不过是吃同类的动物，因此他们的主要精力就似乎是用于相互残杀。 

再过5年，果然尼日利亚东部宣告独立，另称比亚弗拉国，北部对之进军，爆发了长达3年（1967—1970）的残酷内战，索因卡也因同情比亚弗拉而被下狱两年之久。此后他的作品里表现出更浓厚的悲观心情，近来才逐渐有所好转。

阿契贝和索因卡都是有心人，对于非洲的过去和现在都有深刻的观察和见解，同时在艺术上又都有创新。这一切都是通过英文来表现的。上面已经说过，前殖民地的作家使用殖民者的文字，是有许多原因的。以尼日利亚而论，由于境内民族众多，语言不下200种，而殖民者在各级学校里推行英语教育已达100年之久，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方面运用英语已成习惯，英语是远比任何部族语言更为通行的语言，就在1960年独立之后，官方语言仍然定的是英语。

然而用一种异族的语言写作，毕竟带来很多问题。阿契贝对此作过这样的思考：

对一个非洲人，用英语写作有严重的不利之处。他常发现自己写的情景和思想方式在英国生活方式里没有直接的对应物。这时他可以有两条出路：一条是试着在规范英语范围之内说出所要说的，另一条是推展这个范围，让英语来适应自己的思想。第一条路会产生胜任而无精打采的、平淡的作品，第二条路则会产生新的东西，对英语会有价值，对他想要传达的材料也会有好处。但是这条路也会不易控制，可以导致拙劣的英文被当作非洲文或尼日利亚文而被接受或加以辩护。我认为有能力扩展英语范围来适应非洲思想格局的人应该通过充分掌握英语——而不是对它缺乏了解——来实现这个目标。 

这也可以说是所有用英文写作的另有母语的作家，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家，共同面对的问题。世界范围内大量优秀英文文学作品出自这些作家之手的事实说明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其途径正是通过学好英语而又扩展它的表达力，而这样做的结果是：许多地区的现实情景和思想格局得到了传达，而在传达的过程里，英语本身和英国文学也起了一定的变化，吸收了一些新东西而变得更加丰富。  这是一种双向的交流。

二

另一个双向交流的领域是文学翻译。

英国文学作品被译成外国文字的数量是巨大的，越是在英语不普及的地区，亦即多数知识分子不能直接阅读英文作品的地区，翻译越是显出了它的作用。具体说来，有下列几点可以注意：

一、虽说以数量论，被译成外文的以20世纪作品为多，然而吸引最优秀的译者的却主要是古典名著。以莎士比亚为例，20世纪的名译者是苏联的帕斯捷尔纳克、中国的卞之琳、日本的坪内逍遥、法国的纪德、德国的斯蒂凡·格奥尔格、意大利的蒙塔莱，等等，全是重要诗人或作家。这些名著的存在，特别是莎士比亚诗剧的存在，给予了英国文学以一种特殊光彩的地位，特别是在那些尊重文学传统的国家如中国、日本受到知识分子的尊重。

二、20世纪作品中，受到一般读者欢迎的主要是普及性娱乐性小说，然而在各国知识分子之间，英国文学的声誉却建立在它的一批新锐作家身上（包括以英国为发迹之地的爱尔兰作家），戏剧家如萧伯纳和辛格，小说家如乔伊斯、劳伦斯、福斯特、吴尔夫和奥威尔，诗人如叶芝、艾略特、麦克迪尔米德、奥登、拉金、休斯、希尼等。这些人的作品通过译本在世界各国流行，连难译的诗歌也有多种译本，译者往往是诗人，他们通过翻译受到更深更直接的影响，往往进而仿作，在当地形成新的诗派。

三、广义的散文方面，一方面传统的文学散文如随笔、小品受到许多国家的读者欢迎，另一方面哲学、历史、科学、政论文章也为世界知识界所注意，例如罗素、托因比、李约瑟、丘吉尔等人的著作。

四、通过文学作品的译本，世界的读者对英国人民的生活方式、社会现状、情感生活和理智活动等等了解得更真切、更细致、更深入，而翻译又对所译成的各国语言起了刺激、刷新的作用，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将许多新成分引进语言，而语言的革新又扩充和加深了人们的敏感，增加了人们的知识和情感经验，从而引起更重大的、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结果。

反过来，英国文学也受益于大量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

英国历史上有过几次大的翻译活动。16世纪译希腊、罗马古典和大陆上法、意、西等国的文史哲名著，大规模重译《圣经》，出现了许多名译家与名译，引进了新思想，重温了一度中断的欧洲根本哲学，促成了英国的文艺复兴。此后，复辟时期译法国作品，19世纪译中东各国作品和北欧史诗，也都给英国文学以程度不同的影响。

在20世纪，翻译依然活跃，而且同几次大的文学革新运动有密切关系，例如：

一、易卜生的引进与新戏剧运动

世纪初，威廉·阿彻等人已译了易卜生的几个剧本，在伦敦演出，遭遇到保守派剧评家的抨击，却为一般观众所喜爱。有志于改革戏剧的萧伯纳更是从易卜生剖析社会问题的戏剧里获得启发，著文阐发了它的重要性之后，又开始写起他自己的剧本来，于是英国戏剧100年不振之局为之改观，一种以辩论说理为主，从而更加突出台词的重要的新型戏剧产生了。

然而英国观众和文学界对于易卜生的认识是有发展的。由于后来他的全部作品被译成英文，由于他的更多剧本上演和被改编，而且改编者中有克里斯托弗·弗雷和约翰·奥斯本等戏剧创新家，人们发现易卜生除了是现代现实主义话剧的奠基人之外，还是善于利用象征手法来探索人的悲剧性存在的诗剧作家。

二、“俄国人的影响”与现代主义小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康斯坦斯·加尼特致力于介绍俄国文学，把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果戈里和赫尔岑的重要作品相继译成英文出版了。后来的人对她的译文颇多批评，然而这些译本在出版之初却造成了重大影响，特别在讲究小说艺术的作家之间。弗吉尼亚·吴尔夫通过它们认识了俄国小说，完全被它的深刻有力镇住了，曾经写道：

确实，俄国小说的主角是人的灵魂，在契诃夫是微妙、幽深的灵魂，随着无穷的喜怒哀乐而变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更深更广的灵魂，它可以突发恶疾或可怕的热病，但仍然是作品的中心。 

而在托尔斯泰则是人生：

人生控制了托尔斯泰，一如灵魂控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花朵的光彩耀目的花瓣的中心总有一条毒虫，在问：“人生是为了什么？” 

相形之下，她更感到当时流行英国的高尔斯华绥、威尔斯、本涅特等名家的小说肤浅，矫揉造作，缺乏最重要的东西，即真实的人生，因此认为要写好小说非另走新路不可，也就是俄国人的路，甚至说：

要对现代英国小说作一个最根本的估计的话，那就无法不谈俄国人的影响，而这样一谈又难免要有一种过头的想法，即如果写小说而不写俄国式小说，那就是浪费时间。 

她自己写的小说里未必有那样痛苦的灵魂的呼叫或激烈的人生动荡，然而却比高尔斯华绥等所作要深入感觉和潜意识，写法也有契诃夫式的微妙、幽深——这样，在英国现代主义的实验性写作里出现了并不隐秘的“俄国人的影响”。

另一位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1921年这样写信感谢康斯坦斯·加尼特：

年轻一代得益于你的，远超过我们自己所认识的。你的书改变了我们的一生，一点也不假。 

曼斯菲尔德虽是新西兰出生，却在英国建立了文名，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之一，而她的作品正是有契诃夫之风的。

契诃夫的影响还不限于短篇小说。他的剧本《三姊妹》、《樱桃园》和《万尼亚舅舅》译成英文在伦敦上演之后，不仅一再重演，至今不衰，而且剧团和演员都以能否把它们演好作为自己的戏剧艺术是否真正已臻化境的考验。在伦敦高雅社会里，契诃夫至今都是一个人们乐于谈论的名字。

三、东方文学的新输入

东方文学也有卓越的翻译家。第一个要提起的是阿瑟·韦利。他从未到过东方，一生在大英博物馆工作，靠自学学会了中文和日文，1918年出版了他的《中国诗170首》，这是他的翻译事业的开始。此后他陆续译、写了《诗经》（1937）、《猴儿》（即《西游记》的节译，1942）、《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1949）、《李白的诗和生平》（1950）、《敦煌曲子与故事》（1960）、《蒙古秘史及其他》（1963）等书。在日本文学方面，他的主要译作是《源氏物语》（1925—1933）。就中国诗而论，他所译主要是唐诗，而译法一反过去英国汉学家如迦尔斯等之所为，不求形似（因此不押韵）而求神似，特别注重传达中国古诗的具体性和形象性，译文则文字不求古雅而重现代人喜欢的明净含蓄，诗律则以音节的轻重表现内在的节奏。这种译法以其新颖的现代色彩为后来译者所宗，但不是没有缺点，如适宜于着重白描的诗人如白居易，而对沉郁苍凉的诗人如后期的杜甫就不甚胜任了。但由于韦利的诗人气质和艺术修养，凡他所译都讲究风格，受到英国诗歌爱好者的广泛欣赏，其成就超出翻译，译本本身已成为20世纪英国文学的珍品了。

韦利之后，译中国诗而成绩突出的有A. C. 格雷厄姆和戴维·霍克斯。格雷厄姆的《唐后期诗》（1965）做了韦利所未做的工作，即将杜甫、孟郊、韩愈、李贺、李商隐、杜牧等人的带有象征主义色彩的诗译了出来，译文与注释都很出色。霍克斯译了《楚辞：南方的歌》（1959），把在楚国山水间跋涉的诗人的心声——“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用一种纯正而富于韵律感的文字传达了出来，草木的瑰丽和芬芳，诗人“上下以求索”的执着的追求，加上水边的丽人，云中的飞骑，构成了一个特有的浪漫世界。

但是霍克斯的主要贡献却在《红楼梦》的全译（1973—1986）。  在此以前，这部重要的中国长篇小说在世界上只有长短不一的节译本。霍克斯认为节译不仅不足以传达此书的长处，而且是一种亵渎，因为在他看来，此书的一字一句都是起艺术作用的，因此：

我的不变的原则是译出一切——甚至双关语。……这部书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用他的生命之血写的。所以我认定凡能在书里找到的都是有用意的，必须想尽办法译出，我不敢说我每次都做得成功，但是如果我能传达出一点点这部中国小说给我的乐趣的话，我就没有虚度此生了。 

曹雪芹是有福的，碰上了一位这样热情的异国知己！霍克斯所全力以赴的，是不折不扣的全面翻译。凡书中所有，不论是景物器皿的描写，或是服饰和诗词、对联、题词、谜语、行令猜拳等等表现汉语特点的笔墨，一律都要译成可解可读的现代英语。第一卷于1973年出版。人们果然发现这是一个不凡的译本，不仅确是全译，而且可读性极高；叙述部分和对话固然译得出色，就连书中的大量诗词也译得铿锵可诵。

几乎同时，北京也出版了一个优秀的全译本，译者为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人们不免将两个译本加以比较，多数的看法是：论准确性，霍译似不如杨译，而英文的可读性则过之。无论如何，《红楼梦》有两个优秀的全译本几乎同时出版，是国际文学翻译界的一件大事。从此各国的读者能够完整地欣赏这部中国古典名著了，而作家、学者、思想家也会从深入研究本书获得从小说写法到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等等的新的认识。

四、世界文学的再认识

霍克斯的《红楼梦》和《楚辞》译本由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属于该社《企鹅古典丛书》。这套丛书是当代英国文学翻译成品的盛大展览，规模大，包罗世界各国古今文学名著（包括古英语、中古英语作品的今译）；质量高，除了注意准确性之外，着重可读性，其第一任主编E. V. 里厄对于译者们的要求是：“写真正的英文！”为了做到这点，所选各书不论过去英国有无译本——甚至有名的译本——一律用现代英语重新译过。丛书于1946年开始出版，第一本书就是里厄本人所译的荷马史诗《奥德赛》，由于译文自然、清新，立刻成了盛销书。接着推出了一系列希腊、拉丁和近代西欧名著。至今，丛书出版已过40年，范围继续扩大，近来还将英国名著也包括在内，但在翻译方面，始终注意精选译本，并相机更新。但丁《神曲》原来用了作家多萝西·塞耶斯的译本，3卷出完之后，最近又增出马克·慕沙的新译。《源氏物语》不用韦利的译本，而用了美国人E. G. 塞登斯蒂克的更精确的全译本。普鲁斯特的大部头小说《追忆逝水年华》虽然用斯科特·蒙克里夫的名译，却请特伦斯·基尔马丁作了全盘订正。诗人罗伯特·格雷夫斯译的公元2世纪北非作家阿普列尤斯的《金驴记》、科格希尔用现代口语译的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雷克斯·沃纳译的古希腊史家色诺芬的《波斯之役》、罗伯特·菲茨杰拉尔德译的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等等是这套丛书中另一些著名译本，它们和重译的《变形记》、《巨人传》、《堂吉诃德》、《浮士德》、《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卡拉马佐夫兄弟》、《死魂灵》、《魔山》、《好兵帅克》等等合起来，为英国读书界提供了一大套准确、流利可读而又价格低廉的现代译本，普及了各国最著名的作品，提高了读书趣味，使知识界对于世界文学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这样也就对英国文学和英国文化生活本身投下了长远的良好影响。这是一个壮举，对文学翻译既展示了它的成绩，又促进了它的发展，收获之大，使得里厄在主持了丛书10年之后能够兴奋地说：“现在翻译界已经接近伊丽莎白朝的盛况了！” 

三

以上说的是20世纪英国文学对于世界文学有贡献，也有吸收，在取与予、作用与反作用之间继续它的历史进程。

但这个双向交流是异常复杂的，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包括科技和交通的飞速进步，传播工具的无远不达）而更加复杂，中间还常有逆流与回潮，所以我们的叙述又是很不完全的，许多观察也恐浮于表面。

一切还在发展，我们必须继续注视新生的事物，研究将要出现的新格局。

然而到今为止的英国文学，对于世界的读书界、文学界、知识界，又呈现一个怎样的总的图景呢？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一瞥。我们的一瞥大致是这样的：

时与空：约1500年的历史，3个阶段：古英语文学，中古英语文学，近代英语文学。活动频繁、成品大量涌现的是第3阶段。英国原是欧洲西南角一个岛国，在19世纪对外武力扩张到了顶点而成为世界大帝国，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殖民地纷纷独立，又只剩下联合王国的本土。于是英国人有双重经验和双重眼光，既是岛国的，又是世界的，两者交叉、重叠，使得英国文学更加丰富，也更加深刻，特别是从16世纪到今天。

品种：从世界文学的标准来看，英国戏剧是突出的高峰，从莎士比亚到萧伯纳又到目前活跃于伦敦剧坛的一批剧作家的发展史表明：古今并茂，至今精力旺盛。

英国诗也是成就卓著。16、17世纪戏剧是诗剧，写剧的能手都是诗人，除诗剧外还有大量其他的诗，如弥尔顿的《失乐园》等。18世纪体现欧洲启蒙时期理性精神的讽刺诗、社交诗也在艺术上达到很高成就。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歌更是世界文学上另一高峰，可以说诗歌的现代化就是从此开始的。20世纪的现代主义诗歌也有世界影响，就在远离英国的地区也引起热烈的仿作和激烈的反对。

从笛福开始的现实主义小说是替英国文学赢得世界上最多读者的强项，而且一直在有力地发展，到狄更斯等人而登上另一高台，他们写出了更深刻的现实，同时又更加发挥了想象力；在19、20世纪之交又出现了哈代的泥土气与命运感同样浓厚的诗意小说。20世纪有乔伊斯、劳伦斯、吴尔夫、格雷厄姆·格林、沃等大家，现代主义小说在这里发端，高级普及性读物也从这里大量输往世界各地。

各类散文：随笔这一形式原从法国学来，但在英国似乎得到更大发展，18、19世纪都有高手，当前略见衰微。日记、书信、传记、自传、闲谈录等类也不断有佳作，特别是文学传记至今活力旺盛。英国的报刊文章也是以文笔著称。更重要的，是学术界、知识界大多注重散文风格，因此在历史、哲学、科学、社会学、艺术各方面都有第一流人物写出色文章。

文论：英国文论不长于建立大系统，却有一条从德莱顿到吴尔夫的作家论作品的文学批评传统，不仅立论务实，文章可读，而且在文学发展的重要关头，能够撇开旧说，提出新观点，指出新方向，甚至开创一个新的文学运动，如塞缪尔·约翰逊、华兹华斯、柯尔律治、理查兹、艾略特等人所为。

如果上述图景大致不差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进而一问：英国文学最吸引世界读者的又是些什么特点，什么品质？

所能提供的，依然只是个人的观察：

首先是它的人文主义。它不常作悲天悯人的泛论，却总能从实际出发来关心人的命运。有些作家特别着重人与人之间的疏通，如E. M. 福斯特曾说：“只求能联系！”另一些作家身处黑暗、悲惨，甚至血污的环境而心中的理想之火不灭，追求并设计一个公平、安乐的新社会。一部《乌托邦》何止照亮了英国文艺复兴一个时期，或英国一个国家！它也不是绝唱；类似的构思出现在后人的作品里：雪莱的诗，威廉·莫里斯的故事，甚至莎士比亚的剧本。

其次，它的现实主义。英国式的现实主义像是比别的类型的更加脚踏实地，更加真切，使人怎样也忘不了笛福写的伦敦下层社会，菲尔丁写的通往伦敦的大路，狄更斯写的雾和暗淡街灯下的幢幢怪影……然而又不是那种无生气的琐碎描写，而总是伴随以幽默、讽刺、幻想、诗情。贯穿它的是一种强烈的生的欲望：准备去体验各种生活，承受一切后果，但又不放过任何欢乐，因此即使在写最悲惨最丑恶的现实时，它也只使人愤怒或沉思，而不绝望。

第三，它的想象力。布莱克、柯尔律治、济慈都极言想象力的重要，并用他们的作品作了证明。没有想象力就没有诗，没有文学。然而想象力不止是想得高，想得远；更重要的是，它是催化剂，能由此及彼，小中见大，一瞬中见永恒。英国现实主义的不同凡响，正因有丰富的想象力在不断给它灵气。想象力又使英国文学实现了许多互相矛盾的成分的结合：悲剧与喜剧，史诗与抒情诗，乡土之爱与世界眼光，教育使命与娱乐作用，以及下文要提到的传统与创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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